通化市纪委监委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

　　原题：做好三道“数学题” 凝聚反腐新合力——通化市纪委监委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

　　吉林日报9月3日讯（张硕 白晶 记者 何琳娣）：2018年1月8日，通化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，成为吉林省首个组建成立的市级监察委员会。半年多来，通化市纪委市监委立足工作实际，扎实有序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，在审查调查、强化监督等方面不断凝聚反腐新合力，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。

　　加速全面融合，“1+1=1”

　　“调整内设机构、厘清工作职责，感觉更加顺畅有序了。”2018年3月履新法规室主任的董丽艳说，像她这样有着32年纪检监察工作经验的“老纪检”，必须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才能更好参与到改革中来。

　　组建法规室只是通化市纪委市监委调整内设机构的一个缩影。年初以来，市纪委监委强化统筹协调，在机构整合、人员融合上做好“排兵布阵”文章。

　　“改革后，19名转隶人员除1人担任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外，7人被安排在执纪监督室、6人在审查调查室、3人在法规室、其余2人分别在案管室和审理室，工作力量进一步向一线倾斜，‘攥指成拳’威力更大。”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。

　　谈及加强人员融合、提升队伍素质的话题，市纪委监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学平说：“我们编辑了纪检监察干部应知应会300问印发给大家，并开展闭卷考试，学得怎么样，考场见分晓。” 。

　　为适应改革需要，通化市纪委市监委制定《通化市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等5项制度，为纪检监察干部划出行为规范“硬杠杠”。

　　“在人员调配、提升能力、规范行为中坚持转隶干部与纪检干部同向同行，‘两股绳’才能拧成‘一股劲’。”赵学平说。

　　实现快查快结，“1+1＞2”

　　改革，要改出新活力，更要增强战斗力，催生“1+1＞2”的反腐能量裂变。

　　4月9日，某国有企业副总经理徐丰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“在对徐丰钢采取留置措施后，审查工作进展顺利，我们顺藤摸瓜，相继对案件相关人员付某某、崔某某立案审查调查。”调查组负责人林洋表示，快速突破得益于力量整合。

　　“作为监察机关12种调查措施之一，留置是突破案件的重要手段，但不是必需手段，实践过程中，我们积极探索不采取留置措施直接移送的审查调查模式，进一步提高了案件办理效率，节约了办案成本。”案管室副主任吕红说。

　　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采取留置措施？”吕红介绍道，对于被调查人积极配合调查，主动交代问题、主动全额退赃，调查期间供述保持稳定、思想和精神状态保持稳定的，列为“两主动两稳定”情形，不采取留置措施，快速查清违法犯罪事实，直接移送检察机关，力求实现政治效果、纪法效果、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　　5月中旬就有这样一起典型的未留置案。被调查人崔某某因符合“两主动两稳定”情形，通化市纪委市监委未对其采取留置措施，在短时间内查清其违法犯罪事实，快速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　　“不采取留置措施，一方面，可以提高办案效率、节约办案资源；另一方面，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则，对被调查人来说也是一种教育挽救。”第三审查调查室李钢表示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此案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
　　从数据上看，通化市纪委市监委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32起案件中，有20例未采取留置措施，直接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。慎用留置措施，实现快查快结，增强了治理效能。

　　拧紧监督“螺丝”，“1+3=100%”

　　“改革前，市纪委的监督范围主要集中在市管干部。现在，纪委监委同向发力，扩大了监督范围，补足了监督短板。”通化市纪委常委、市监委委员金奎军说，如果将以往的纪律监督比作“1”，现在整合监察监督、派驻监督、巡察监督，就是要构建“1+3=100%”的全覆盖立体监督格局。

　　开展谈话函询、约谈式监督、开展扶贫领域专项监督检查……在通化，这些如今已成为市纪委市监委执纪监督室的日常业务。据党风室副主任范明晶介绍，年初以来，组织开展监督检查29次，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5起，处分35人，其中县处级干部5人，推动监督工作落地见效。

　　“目前，东昌区已完成区监委向乡镇（街道）派出监察机构设置工作，为依法对管辖范围内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供组织保障。”东昌区纪委副书记孟凡喆介绍道。

　　“以提级巡察为例，通化市委巡察组仅在通化县4个县直部门和柳河县3个乡镇就发现问题线索31件，其中涉及市管干部1人，科级及科级以下干部28人。”市委巡察办干部王新君说，“窥一斑而知全豹，巡察震慑作用得到有力彰显”。

　　“执纪监督在经常，监察监督在身边，派驻监督在日常，巡察监督在专项，我们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在协同合作中进行监督，切实发挥威慑力。”通化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
　　年初以来，通化市纪委市监委运用“四种形态”处理960人次。“四种形态”占比分别为37.9%、50.2%、4.3%、7.6%，前两种形态占比近90%，监督执纪由“惩治极少数”向“管住大多数”逐步拓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