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民初长春的外省同乡会

　　长春日报8月9日讯（孙彦平）：清末按照籍贯形成商帮 便于在移居地生存发展

　　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重视乡谊的民族，延续至今的各地同乡会就是这方面的体现。长春在历史上是一个移民城市，当时的流民主要来自山东、直隶（今河北）、河南、山西和江浙等地。这些流民到长春后，除普遍在农村种地外，在城镇中的山东人因体力强壮，大多投身于脚行、建筑等行业，少数经营商业；山西人从事金融业较多，开票号、当铺等；而直隶人多跻身于商业。因此，清末民初的长春商人主要分为乐亭、抚宁两帮。乐亭帮来自直隶昌黎、滦县一带，以益发合、东发合等“发”字号的商家为首，抚宁帮则来自山东临榆、抚宁一带，以公升合、庆升源等“升”字号的商家为主。江浙人也以经商为主，但人数少，未成商帮，却形成了著名的商号，如鼎丰真等。一般来说，在大的商帮之下还分有小的乡系、族系。

　　商帮是自然形成的，其商号是凝聚点。商号一般是以出资者和经营者的籍贯为准，招收各层掌柜的和学徒的，同籍贯的商号一般都是互相联络、互相帮衬的。商帮的形成，使孤立的个体移民置于老乡的群体关怀之下，为其在移居地的生存、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。一般“闯关东”的流民每到一地都攀老乡、论同乡，就是这个缘由。各大小商帮之间都以本商帮利益为主，有时遇到外界挑战，彼此非但不能合作，反而相互拆台、争斗，以致整体商业利益受损，这也是商帮的弊端。

　　19世纪末，长春为了整合商帮，成立了城市公议会，在清末新政中公议会又转变为商会。以后几十年中，长春商会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但是，根植于各地流民心中的老乡观念，和不以外界影响为转移的商帮利益，即使在商会的统辖下也依然起着巨大的作用，有时商会的公正性会受到“值会者”商帮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差。

　　山东人最先成立同乡会 成为发展革命力量纽带

　　光绪末年，清政府在立宪派的推动下，实行新政，预备立宪，首先对官制进行改革，来自关内文化发达各省的官员补充到长春官场上。同时，长春开埠，日俄两国的中东和南满两铁路在长春连接，其影响远非其他的东北城市可比。其后，北洋陆军第三镇出关，其司令部和一半的兵力就驻在长春城南的欢喜岭；吉林西路兵备道、管理全省盐业的吉林官运总局等机构也相继驻长，这些驻长人员中来自山东、直隶的官兵、官吏又成为长春人眼中的权贵，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起在长山东、直隶人的自尊心。加之受关内各地早已有之的同乡会影响，旅长的山东人首先发起成立同乡会。

　　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末，旅长山东人组织成立山东同乡会，至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春已数次集会，制定章程，组织起政学军商各界数百人，包括高子瞻、刘兰亭、史敬斋、吴子玉、吕健秋、成廷芳等，选成廷芳为干事长。

　　继山东同乡会之后，旅长直隶人、湖北人、江浙人等也于宣统年间相继成立同乡会。直隶同乡会由王荔书、孙致和等人提议创办，成立于宣统二年正月（1910年春）。创办时调查，“长春商工两界直隶人占十分之七八，警政军学四界亦占十分之二三，总计人数不下三万，财产不下四五千万”。湖北同乡会由周宪章、王植生等提议创办。在长春的江苏、浙江、江西三省人也组织了同乡会，称“三江同乡会”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旅长山东同乡会还带有革命色彩，它的发起人之一就是著名的同盟会“关东三杰”之一陈干。“关东三杰”其他两位是商震和蒋大同，当时他们三人全在长春，商震在龙王庙小学教学，蒋大同办报，陈干则组织山东同乡会，以同乡为纽带发展革命力量。陈干当时在长春化名“雪葊”，山东同乡都称他为“义士”。陈干致力于在军警界发展会员，后来著名的军阀吴佩孚（吴子玉），当时在驻长春南岭的陆军三镇中任管带（营官），也成为同乡会的骨干。当时驻辽宁新民的清军第二十镇中山东籍军人甚多，陈干便寄信联络，促使二十镇军官王金铭等在军队内外组织起新民山东同乡会，成为关外最具实力的革命团体，并在后来的滦州兵谏中充当了先锋。陈干还结识了朝鲜民族义士安重根。宣统元年九月十三日（1909年10月26日），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之前，曾身怀炸弹作血书留影一幅，赠予陈干。

　　鼠疫袭击社会陷入动荡 各同乡会一度停止活动

　　同乡会成立，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会馆。山东同乡会成立后，得到多数在长山东商家的资助，甚至得到外地山东人的寄款支持，发展很快。其办会场所经过短暂的租赁官舍和借用会员私宅后，于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夏在东门外龙王庙旁买下一块地，建起会所。直隶同乡会也不甘落后，买下了长春城西门外大佛寺附近的一块地皮，开建会馆。

　　会馆建筑一般都模仿家乡的建筑样式。山东同乡会会馆建成后的规模和外观未见记载，但是《盛京时报》对拟建的会馆有所描述，“该馆内容系建筑会议厅一所、宿舍数间，四周围以花墙，并遍种树木若干，略仿公园模样”。

　　传统的同乡会馆还必须有祭祀功能，一般都供奉家乡普遍供奉的神明或家乡的名人。在长春的各地同乡会馆内是否也是如此，未见记载。或许有但秘而不宣，或许此时社会已进步，免去了此项布置。

　　按照传统的同乡会功能以及长春各同乡会的章程，各同乡会除了联系和团结在长同乡以维护其整体权益外，还有在本地办实业、兴学校、助公益、举慈善、援助家乡和照顾过往老乡及同乡遗孤的义务。但是，就在上述各地同乡会成立不久，长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鼠疫袭击，继而又爆发了辛亥革命，清政府的统治被推翻，长春社会陷入了动荡，各同乡会的人员变化很大，基本都停止了活动。

　　道员孟宪彝执掌同乡会 入会者最多超过三千人

　　1912年民国成立后，鉴于“近年来，直隶、山东两省秋收甚欠，故该省人民扶老携幼来东者日多一日，长郡之工商及小本营业、苦力等，均系直隶、山东之人为最多”，经在长直隶、山东人士刘毅臣、阎镜海、王海涛、恩柱臣等人发起，于6月15日成立了直东旅居民会（后称同乡会）。该会公推原籍在直隶庆云、驻长春的吉林西南路道员孟宪彝为会长，选出干事刘毅臣、副干事阎镜海，直东两省在长人员“无论何项营业皆可入会”，不到两个月，入会者即达四百多人。

　　孟宪彝作为会长，有力地推动了直东同乡会的发展，一是因为他本人并未将会长当作荣誉职务，而是身体力行地为同乡会做事；二是取决于他身为高官的影响。

　　直东旅居民会不收会费，只接受会员及社会捐助，因此没有固定经费来源。孟宪彝为此曾“补助吉帖两万吊，作为会中经费”。同乡会最初将会所定在国民报社内，为临时性的，孟宪彝任会长后，马上安排“在道署南、草亭之西占用房舍五间”作为会馆，一年后另租定房舍才搬出。

　　1913年底，同乡会“旧职员或因事他适，或业已回籍”，孟宪彝便下令重定章程和改组组织。他在改组前召开了一次谈话会，“特委秘书官吴瑞阶君代表与会，并有混成旅于执法官、城站两商会之总协理等多名，商议改组事宜”。最后，“添举副会长成廷芬、王获人二君，及各科干事多名，工商学报政各界之人员亦添举四十余名，以期达完善之目的”。

　　成廷芬曾是山东同乡会的干事长，在成立山东同乡会时出力最多，先是将自己的私宅借给同乡会使用，后又主持修建山东会馆，此次被孟宪彝定为副会长，实际上是将已经停止活动的山东同乡会纳入了直东同乡会。王获人是头道沟满铁附属地内商会（称“日站商会”）的会长，在日站商会中最具影响力。

　　改选后的干事都是在长春工商界很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如祖宪庭、郑希侨、李楚贤、马益堂等，祖宪庭为干事长。这样的组织架构，使这个同乡会可以协调包括商会和各类行会在内的所有同乡资源。

　　同乡会改组后，根据孟宪彝的指令，将会馆迁至商埠一区北院的官产房屋内，并于1914年初亲书“直东会馆”匾额，挂在门上。该会还在孟宪彝的指令下，依法呈报县署立案，成为合法的社团。

　　在那个时代，很多人认为有孟宪彝这样一个大官当同乡会的会长，自己就不会受到其他势力的欺负，甚至包括长春府。于是，入会者日增。从当时报上的资料看，同乡会创办时会员为三四百人，1914年初该会报县署立案时会员已达“千数百人”。至1914年秋孟宪彝升任吉省巡按使（省长）时，“一星期内入会者又有千余名之多，合旧有之会员，已有三千余名。”可见声势之浩大。当时不仅有众多不在长春的直隶、山东人入会，1914年秋还在榆树成立了分会。

　　成廷芬入会并作为直东同乡会副会长后，东门外原山东会馆自然也成为直东同乡会的财产，孟宪彝便有重修之意。1914年奉调吉省巡按使之前，孟宪彝向成庭芳、祖宪廷、郑希侨、李楚贤、马益堂等布置了修缮会馆之事。

　　副会长、干事长及新的干事都是长春有实力的商人，孟宪彝走后，他们开始在会内收取会员会费、带头捐款，至1914年秋已筹到一大笔经费，开始招标修理会馆，至1915年春修缮完毕，共“添修厢房六间、院墙五十丈”。

　　1915年春天，在会馆基本修缮完毕后，孟宪彝回长参观了新的会馆楼房，并卸下会长职务。孟宪彝“将以前临时事务所取消，并将匾额移至东门外本会事务所”，“印章、册簿统归副会长管理”。

　　1916年，柴维桐就任吉长道尹。因柴道尹也是山东同乡，于是，直东旅居民会于6月25日开会，推举柴维桐为会长，会员中的“机户”还在会上“鸣谢”柴道尹代为请求免税之义举。柴维桐接受了推选，并“助洋百元”，在新修缮好的“该同乡事务所之近地，租领得地皮一块，建筑坝崖，以防水灾”。

　　除直东同乡会外，1917年三江同乡会再次成立。

　　援助家乡救济来长同乡 安置被拐妇女传为佳话

　　各同乡会的活动大致相同，但因直隶、山东两省在长人数最多，同乡会规模最大，各项活动也最多。

　　回报桑梓、援助家乡是同乡会一项重要职能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山东发生莱海惨案，长春山东同乡会连日开会，派员回家乡调查，并应北京同乡函邀派人同去都察院呈请查办。1912年，直隶连雨成灾，“天津以西南……数十县尽成泽国，居民流离之惨状莫可言喻”，直隶官绅向东北老乡发来公电求助，“道宪孟秉初接信即协同直东旅居民会刷印公启，散布直东大小商户，以期募款而救难民。”

　　救济来长及过长的同乡是同乡会的另一项职能，而且有时是各地同乡会接力来办。1912年，由哈尔滨直东旅居分会送来“老幼废残之直东人十七名……祈送归原籍”。长春直东同乡会马上给这十七名同乡发路费、订车票，转送到下一站——奉天同乡会。

　　关于安置同乡孤儿遗女的事，那就更多了，一些事还堪称佳话。1913年春天，公主岭地方解救了四名被拐卖来的直东妇女（内有幼女两名），函告长春直东同乡会。同乡会马上派人将这四名妇女接到长春，留住在会馆内。一年后，征得本人同意，小孩托付给会中骨干成员人家收养，成年妇女经同乡会做媒，嫁给当地人家，而且结婚之时的嫁妆等都由同乡会备办。

　  助力长春实业教育公益 打造名校获教育部嘉奖

　　在本地办实业、办学校、办公益、办慈善更是各地同乡会的常规职能。在长春，每年冬天都有直东同乡会和其他同乡会的人舍粥，救济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。长春开埠后，直东同乡会会员刘乃刚、解富之二人共同包租市场，推动了商埠地的发展。最突出的是直东同乡会干事长祖宪庭和会员王荆山，他俩看到长春还有许多贫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，此时恰逢民国政府鼓励私人办学，他俩便分别创办学校，招收这些孩子上学，不收学费。

　　祖宪庭的学校在城内东四道街，暂租官办小学校校舍，于1915年3月26日开学，有学生50余名（全是男生），分甲乙两班授课，初名“祖氏私立初等小学校”，祖宪庭任校长，办学费用全由祖宪庭承担。小学开学不久，因女童要求入学者增多，一个月后，祖宪庭又独立出资附设女校，并从南京女校聘来女教师授课。10月份，遵照民国教育部的章程，祖宪庭所办的男女两校分别被长春教育机构定名为“祖氏私立国民小学校”和“祖氏私立女子国民小学校”。

　　王荆山开办的私立学校稍晚于祖宪庭，为1915年夏天，是响应民国教育部的号召，借用直东会馆之地将自家私塾扩充而成，定名为自强学校，人们称其为“王氏自强学校”。

　　王氏自强学校的起点高于祖氏小学。王荆山同时开办了初、高两等小学的课程，还有当时少有的英语课程，聘请的老师也非常优秀。开学时有学生80名，后来越来越多，最多时达250余名。此外，王荆山还出资自建楼房，开办中学和商务学校，终于在几年之后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了长春的名校。

　　两所私立学校的开办，带起了一批私立学校，有力地促进了长春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报上盛赞两人“素行公益”“热心办学”的报道连年不断。1917年5月，两人同时受到民国教育部嘉奖，王荆山获二等稼祥章，祖宪庭获三等稼祥章。 （作者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