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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民初长春的外省同乡会

2018-08-09 10:04:06  |  来源:长春日报  |  编辑:田东艳   |  责编:刘征宇

  长春日报8月9日讯(孙彦平):清末按照籍贯形成商帮 便于在移居地生存发展

 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重视乡谊的民族,延续至今的各地同乡会就是这方面的体现。长春在历史上是一个移民城市,当时的流民主要来自山东、直隶(今河北)、河南、山西和江浙等地。这些流民到长春后,除普遍在农村种地外,在城镇中的山东人因体力强壮,大多投身于脚行、建筑等行业,少数经营商业;山西人从事金融业较多,开票号、当铺等;而直隶人多跻身于商业。因此,清末民初的长春商人主要分为乐亭、抚宁两帮。乐亭帮来自直隶昌黎、滦县一带,以益发合、东发合等“发”字号的商家为首,抚宁帮则来自山东临榆、抚宁一带,以公升合、庆升源等“升”字号的商家为主。江浙人也以经商为主,但人数少,未成商帮,却形成了著名的商号,如鼎丰真等。一般来说,在大的商帮之下还分有小的乡系、族系。

  商帮是自然形成的,其商号是凝聚点。商号一般是以出资者和经营者的籍贯为准,招收各层掌柜的和学徒的,同籍贯的商号一般都是互相联络、互相帮衬的。商帮的形成,使孤立的个体移民置于老乡的群体关怀之下,为其在移居地的生存、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。一般“闯关东”的流民每到一地都攀老乡、论同乡,就是这个缘由。各大小商帮之间都以本商帮利益为主,有时遇到外界挑战,彼此非但不能合作,反而相互拆台、争斗,以致整体商业利益受损,这也是商帮的弊端。

  19世纪末,长春为了整合商帮,成立了城市公议会,在清末新政中公议会又转变为商会。以后几十年中,长春商会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但是,根植于各地流民心中的老乡观念,和不以外界影响为转移的商帮利益,即使在商会的统辖下也依然起着巨大的作用,有时商会的公正性会受到“值会者”商帮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差。

  山东人最先成立同乡会 成为发展革命力量纽带

  光绪末年,清政府在立宪派的推动下,实行新政,预备立宪,首先对官制进行改革,来自关内文化发达各省的官员补充到长春官场上。同时,长春开埠,日俄两国的中东和南满两铁路在长春连接,其影响远非其他的东北城市可比。其后,北洋陆军第三镇出关,其司令部和一半的兵力就驻在长春城南的欢喜岭;吉林西路兵备道、管理全省盐业的吉林官运总局等机构也相继驻长,这些驻长人员中来自山东、直隶的官兵、官吏又成为长春人眼中的权贵,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起在长山东、直隶人的自尊心。加之受关内各地早已有之的同乡会影响,旅长的山东人首先发起成立同乡会。

  宣统元年(1909年)末,旅长山东人组织成立山东同乡会,至宣统二年(1910年)春已数次集会,制定章程,组织起政学军商各界数百人,包括高子瞻、刘兰亭、史敬斋、吴子玉、吕健秋、成廷芳等,选成廷芳为干事长。

  继山东同乡会之后,旅长直隶人、湖北人、江浙人等也于宣统年间相继成立同乡会。直隶同乡会由王荔书、孙致和等人提议创办,成立于宣统二年正月(1910年春)。创办时调查,“长春商工两界直隶人占十分之七八,警政军学四界亦占十分之二三,总计人数不下三万,财产不下四五千万”。湖北同乡会由周宪章、王植生等提议创办。在长春的江苏、浙江、江西三省人也组织了同乡会,称“三江同乡会”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旅长山东同乡会还带有革命色彩,它的发起人之一就是著名的同盟会“关东三杰”之一陈干。“关东三杰”其他两位是商震和蒋大同,当时他们三人全在长春,商震在龙王庙小学教学,蒋大同办报,陈干则组织山东同乡会,以同乡为纽带发展革命力量。陈干当时在长春化名“雪葊”,山东同乡都称他为“义士”。陈干致力于在军警界发展会员,后来著名的军阀吴佩孚(吴子玉),当时在驻长春南岭的陆军三镇中任管带(营官),也成为同乡会的骨干。当时驻辽宁新民的清军第二十镇中山东籍军人甚多,陈干便寄信联络,促使二十镇军官王金铭等在军队内外组织起新民山东同乡会,成为关外最具实力的革命团体,并在后来的滦州兵谏中充当了先锋。陈干还结识了朝鲜民族义士安重根。宣统元年九月十三日(1909年10月26日),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之前,曾身怀炸弹作血书留影一幅,赠予陈干。

  鼠疫袭击社会陷入动荡 各同乡会一度停止活动

  同乡会成立,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会馆。山东同乡会成立后,得到多数在长山东商家的资助,甚至得到外地山东人的寄款支持,发展很快。其办会场所经过短暂的租赁官舍和借用会员私宅后,于宣统二年(1910年)夏在东门外龙王庙旁买下一块地,建起会所。直隶同乡会也不甘落后,买下了长春城西门外大佛寺附近的一块地皮,开建会馆。

  会馆建筑一般都模仿家乡的建筑样式。山东同乡会会馆建成后的规模和外观未见记载,但是《盛京时报》对拟建的会馆有所描述,“该馆内容系建筑会议厅一所、宿舍数间,四周围以花墙,并遍种树木若干,略仿公园模样”。

  传统的同乡会馆还必须有祭祀功能,一般都供奉家乡普遍供奉的神明或家乡的名人。在长春的各地同乡会馆内是否也是如此,未见记载。或许有但秘而不宣,或许此时社会已进步,免去了此项布置。

  按照传统的同乡会功能以及长春各同乡会的章程,各同乡会除了联系和团结在长同乡以维护其整体权益外,还有在本地办实业、兴学校、助公益、举慈善、援助家乡和照顾过往老乡及同乡遗孤的义务。但是,就在上述各地同乡会成立不久,长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鼠疫袭击,继而又爆发了辛亥革命,清政府的统治被推翻,长春社会陷入了动荡,各同乡会的人员变化很大,基本都停止了活动。

  道员孟宪彝执掌同乡会 入会者最多超过三千人

  1912年民国成立后,鉴于“近年来,直隶、山东两省秋收甚欠,故该省人民扶老携幼来东者日多一日,长郡之工商及小本营业、苦力等,均系直隶、山东之人为最多”,经在长直隶、山东人士刘毅臣、阎镜海、王海涛、恩柱臣等人发起,于6月15日成立了直东旅居民会(后称同乡会)。该会公推原籍在直隶庆云、驻长春的吉林西南路道员孟宪彝为会长,选出干事刘毅臣、副干事阎镜海,直东两省在长人员“无论何项营业皆可入会”,不到两个月,入会者即达四百多人。

  孟宪彝作为会长,有力地推动了直东同乡会的发展,一是因为他本人并未将会长当作荣誉职务,而是身体力行地为同乡会做事;二是取决于他身为高官的影响。

  直东旅居民会不收会费,只接受会员及社会捐助,因此没有固定经费来源。孟宪彝为此曾“补助吉帖两万吊,作为会中经费”。同乡会最初将会所定在国民报社内,为临时性的,孟宪彝任会长后,马上安排“在道署南、草亭之西占用房舍五间”作为会馆,一年后另租定房舍才搬出。

  1913年底,同乡会“旧职员或因事他适,或业已回籍”,孟宪彝便下令重定章程和改组组织。他在改组前召开了一次谈话会,“特委秘书官吴瑞阶君代表与会,并有混成旅于执法官、城站两商会之总协理等多名,商议改组事宜”。最后,“添举副会长成廷芬、王获人二君,及各科干事多名,工商学报政各界之人员亦添举四十余名,以期达完善之目的”。

  成廷芬曾是山东同乡会的干事长,在成立山东同乡会时出力最多,先是将自己的私宅借给同乡会使用,后又主持修建山东会馆,此次被孟宪彝定为副会长,实际上是将已经停止活动的山东同乡会纳入了直东同乡会。王获人是头道沟满铁附属地内商会(称“日站商会”)的会长,在日站商会中最具影响力。

  改选后的干事都是在长春工商界很有影响力的人物,如祖宪庭、郑希侨、李楚贤、马益堂等,祖宪庭为干事长。这样的组织架构,使这个同乡会可以协调包括商会和各类行会在内的所有同乡资源。

  同乡会改组后,根据孟宪彝的指令,将会馆迁至商埠一区北院的官产房屋内,并于1914年初亲书“直东会馆”匾额,挂在门上。该会还在孟宪彝的指令下,依法呈报县署立案,成为合法的社团。

  在那个时代,很多人认为有孟宪彝这样一个大官当同乡会的会长,自己就不会受到其他势力的欺负,甚至包括长春府。于是,入会者日增。从当时报上的资料看,同乡会创办时会员为三四百人,1914年初该会报县署立案时会员已达“千数百人”。至1914年秋孟宪彝升任吉省巡按使(省长)时,“一星期内入会者又有千余名之多,合旧有之会员,已有三千余名。”可见声势之浩大。当时不仅有众多不在长春的直隶、山东人入会,1914年秋还在榆树成立了分会。

  成廷芬入会并作为直东同乡会副会长后,东门外原山东会馆自然也成为直东同乡会的财产,孟宪彝便有重修之意。1914年奉调吉省巡按使之前,孟宪彝向成庭芳、祖宪廷、郑希侨、李楚贤、马益堂等布置了修缮会馆之事。

  副会长、干事长及新的干事都是长春有实力的商人,孟宪彝走后,他们开始在会内收取会员会费、带头捐款,至1914年秋已筹到一大笔经费,开始招标修理会馆,至1915年春修缮完毕,共“添修厢房六间、院墙五十丈”。

  1915年春天,在会馆基本修缮完毕后,孟宪彝回长参观了新的会馆楼房,并卸下会长职务。孟宪彝“将以前临时事务所取消,并将匾额移至东门外本会事务所”,“印章、册簿统归副会长管理”。

  1916年,柴维桐就任吉长道尹。因柴道尹也是山东同乡,于是,直东旅居民会于6月25日开会,推举柴维桐为会长,会员中的“机户”还在会上“鸣谢”柴道尹代为请求免税之义举。柴维桐接受了推选,并“助洋百元”,在新修缮好的“该同乡事务所之近地,租领得地皮一块,建筑坝崖,以防水灾”。

  除直东同乡会外,1917年三江同乡会再次成立。

  援助家乡救济来长同乡 安置被拐妇女传为佳话

  各同乡会的活动大致相同,但因直隶、山东两省在长人数最多,同乡会规模最大,各项活动也最多。

  回报桑梓、援助家乡是同乡会一项重要职能。宣统二年(1910年)山东发生莱海惨案,长春山东同乡会连日开会,派员回家乡调查,并应北京同乡函邀派人同去都察院呈请查办。1912年,直隶连雨成灾,“天津以西南……数十县尽成泽国,居民流离之惨状莫可言喻”,直隶官绅向东北老乡发来公电求助,“道宪孟秉初接信即协同直东旅居民会刷印公启,散布直东大小商户,以期募款而救难民。”

  救济来长及过长的同乡是同乡会的另一项职能,而且有时是各地同乡会接力来办。1912年,由哈尔滨直东旅居分会送来“老幼废残之直东人十七名……祈送归原籍”。长春直东同乡会马上给这十七名同乡发路费、订车票,转送到下一站——奉天同乡会。

  关于安置同乡孤儿遗女的事,那就更多了,一些事还堪称佳话。1913年春天,公主岭地方解救了四名被拐卖来的直东妇女(内有幼女两名),函告长春直东同乡会。同乡会马上派人将这四名妇女接到长春,留住在会馆内。一年后,征得本人同意,小孩托付给会中骨干成员人家收养,成年妇女经同乡会做媒,嫁给当地人家,而且结婚之时的嫁妆等都由同乡会备办。

   助力长春实业教育公益 打造名校获教育部嘉奖

  在本地办实业、办学校、办公益、办慈善更是各地同乡会的常规职能。在长春,每年冬天都有直东同乡会和其他同乡会的人舍粥,救济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。长春开埠后,直东同乡会会员刘乃刚、解富之二人共同包租市场,推动了商埠地的发展。最突出的是直东同乡会干事长祖宪庭和会员王荆山,他俩看到长春还有许多贫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,此时恰逢民国政府鼓励私人办学,他俩便分别创办学校,招收这些孩子上学,不收学费。

  祖宪庭的学校在城内东四道街,暂租官办小学校校舍,于1915年3月26日开学,有学生50余名(全是男生),分甲乙两班授课,初名“祖氏私立初等小学校”,祖宪庭任校长,办学费用全由祖宪庭承担。小学开学不久,因女童要求入学者增多,一个月后,祖宪庭又独立出资附设女校,并从南京女校聘来女教师授课。10月份,遵照民国教育部的章程,祖宪庭所办的男女两校分别被长春教育机构定名为“祖氏私立国民小学校”和“祖氏私立女子国民小学校”。

  王荆山开办的私立学校稍晚于祖宪庭,为1915年夏天,是响应民国教育部的号召,借用直东会馆之地将自家私塾扩充而成,定名为自强学校,人们称其为“王氏自强学校”。

  王氏自强学校的起点高于祖氏小学。王荆山同时开办了初、高两等小学的课程,还有当时少有的英语课程,聘请的老师也非常优秀。开学时有学生80名,后来越来越多,最多时达250余名。此外,王荆山还出资自建楼房,开办中学和商务学校,终于在几年之后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了长春的名校。

  两所私立学校的开办,带起了一批私立学校,有力地促进了长春教育事业的发展,报上盛赞两人“素行公益”“热心办学”的报道连年不断。1917年5月,两人同时受到民国教育部嘉奖,王荆山获二等稼祥章,祖宪庭获三等稼祥章。 (作者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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